最近几天,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刚刚表决通过《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在医务人员朋友圈迎来一片叫好声。
这项自年7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提出:
医院应当建立安全检查制度,拒不接受安全检查的,医院有权拒绝其进入。
医院设警务室,与医院保卫部门联合办公。
医院内主要通道、重点区域视频监控全覆盖,在急诊室、安检口等重点部位配备一键报警装置。
医院无理缠闹等高风险就诊人员由保卫人员陪诊,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暴力威胁时可暂停诊疗等
……
《规定》还明确了殴打伤害医务人员、携带刀具、聚众滋事等七类严格禁止的侵犯医务人员安全、医院安全秩序的行为。
近年来,暴力伤医事件时有发生,让广大医务人员心寒,医院设立安检。在年初被患医院眼科医生陶勇也曾在近期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安检可能是比较有效的手段,医院。”
如今,医院安检制度真的来了。
安检制度真的能减少暴力伤医吗?
对于暴力伤医背后的原因,我们要如何反思?
在这项“治标”手段之后,我们又要如何“治本”?
医院安检有用吗?也许只是无奈之举
年12月24日,医院急诊科医生杨文被患者家属孙文斌在急诊室里持刀杀害,手段极其残忍,造成恶劣影响。很快,年1月16日,孙文斌被一审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后,孙文斌于年4月3日被执行死刑。
杨文医生被害后,全国医务同道在深感悲痛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同处于北京朝医院,在案医院的护士站和分诊台安上了防护玻璃,以起到一定物理隔离作用。
医院为护士站设立玻璃防护
“其实安上防护玻璃后,我们感觉也很不好,空间很小,也增加了与患者的距离感。”北京医院医务处处长马剡芳说,“但没办法,为了照顾医护人员的情绪。”医院急诊科主任,她太了解杨文医生被害案件给同事们造成的恐慌情绪了,“都是急诊科的,我们之前跟杨文医生都认识,心很痛,很难受。”
一起又一起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使医院设立安检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也有医务人员有不同声音:如果有需要抢救的患者被飞快地推入,安检门会成为一个障碍;如果为这类患者开设快速通道无需安检,患者和家属身上是否带了凶器也没人知道;而且对于个别狂徒,通过其他工具或手段行凶也是有可能的。
谈医院安检制度,马剡芳说,“都是无奈之举,也许能对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在心理上起到一定威慑作用。”
即将实施的《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还提出,医院要设警务室,与医院保卫部门联合办公。据马剡芳介绍,其实朝阳医院保卫处早就在这方面做了工作,医院设立了警务室,增派警察。医院由于没有空余的房间设立警务室,医院派了一个常驻的警车,就停在急诊室门口,警察在警车里24小时值班。
医院急诊室门外的值班警车
曾经有一位患者,总是欺负、为难甚至打骂女护士,男大夫去的时候就老老实实的。有一次,这位患者打了一位怀孕的女护士一巴掌,医务处就请警察和保卫处过来,问了些话,结果患者第二天就出院了。“对于这种患者,安检和警务室还是有用的。”马剡芳无奈地说。
安检“治标”,那我们离“治本”还有多远?
医院设立安检,有人认为安检可能会激发患者的对立情绪,导致更加恶劣的结果。
“医院设立安检肯定是治标不治本,但是通过这种治标的措施,能够有效地保护医生安全,是很现实的手段。”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说。
医院设立安检是“治标”,那么“本”是什么?
“‘本’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整个社会。”邓利强说。
第一,整个社会向医疗投入得太少,医生收入较低,与多年的学习付出不成正比,医疗机构和医生要靠高负荷医院运转的费用。当我们责怪医生“大处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社会对健康的重视吗?这种重视应该落实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
第二,生命重要吗?如果生命重要,挽救生命的医生应不应该享有体面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被辱骂,不是为五斗米折腰。中国的医生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获得足够的尊重。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整个社会。
对于减少暴力伤医、缓和医患关系的“治本”措施,在急诊科和医务处工作多年的马剡芳还谈到了一些制度问题。
医院的绩效考核制度。如果从人的本性出发,趋利避害,各科室就更愿意收轻病人、治疗效果好的病人。那么病情复杂的患者就没有科室愿意收,就会滞留在急诊室,进而引发矛盾,而且会把仇恨引到急诊科。但是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此,医院还是需要自己养活自己,不是公益性的,可能就无法避免这种矛盾。
再比如有一些无理取闹的人,医院没有床位但仍然要求必须当天住院的人……面对这些纠纷时,医院做出让步,就会让这些人认为这种扰乱秩序的不合理行为是可行的,是可以带来好处的。
“安检等手段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比较直接的威慑和警示作用,但之后还是要客观地分析,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马剡芳说。“我了解过一套美国的危机处理课程,包括医生跟患者交代病情时如何站位,如何告知患者坏消息,国内也有医生在致力于推这个课程,确实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方法,但其实美国也没有完全杜绝这个事情。”
年1月6日,医院试运行安检,首日即检查出10多把刀具和1把管制类刀具(图片来自网络)
医疗界的自我检讨
医患之间、医疗界与社会之间的误解一定不会是单方面原因造成的。在呼吁给医生尊重和相对合理的高收入、完善各种制度的同时,医疗界或许也应该做一些自我检讨。
“医生应该好好看病,提供好医疗服务,要形成立体监管,做好机构自治和行业自律,并接受社会监督。”邓利强律师说。
所谓“人民有所呼,我们有所应”,医疗界对于社会之“所呼”的反应有些迟钝。医疗界应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理解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问题,理解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而不是因为某些夸大的或有失偏颇的报道而排斥媒体,要通过与社会的沟通来减少彼此的误解。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对于医护人员的大量正面宣传,医疗界与整个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无疑是一次良好沟通的示范。
“目前医疗界还不是很习惯接受综合监管和社会监督,在机构自治和行业自律方面做得不足,这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邓利强律师说。
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医院院长要负起第一责任
除了国家给予的法律法规保障,医院可以通过哪些具体措施、医生可以通过哪些行为,来减少暴力伤医发生的风险呢?
邓利强律师表示,医院来讲,医院院长一定要负起第一责任。但是现在很多院长根本医院的管理者,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员,对于医务人员受到的一些明显的威胁没有很敏感地感知,进而导致一些不幸的事件发生。医院一定要把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危放在重要的位置。
作为医务人员来讲,患者是来“求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医务人员应该给患者更多的爱心,给他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