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一为蒲辅周）

1、伤寒本寒而标热，故治用辛温，汗出热去；温病本热而标寒，故清热必兼透达。

2、外感病重在辨表里寒热，内伤病重在辨虚实阴阳。

3、张菊人先生改银翘散为银翘汤，说北方室外天寒地冻，室内却炉火不熄，如此，则寒郁于外，热固于中，银翘散中辛温的荆芥，升提的桔梗皆非其宜，当去之，加黄芩、瓜蒌，我说：此固一说也，但不可视为定例，我用银翘散，治风温初起，无汗畏风者，怕它透达之力不足，还要加葱白呢。葱白辛润，汗而不伤，和麻桂羌防不同。表解热透，我一般不用苦寒药，用白虎汤亦嫌早，常用鲜芦根、鲜竹叶，衄者再加白茅根，此名“三鲜汤”。

4、沈钧儒先生的公子，感冒发热，午后为甚，倦怠，纳少，口淡，尿少，自服银翘散，药后热不退，反增便溏。外感当分六淫，当辨何邪而区别治之。区区感冒，也不是只分风寒、风热那么简单。此乃阳气不足之体，感受寒湿，湿为阴邪，治当芳香淡渗，间可用刚，凉药伤中阳，湿就更难化了。我用平陈汤合三仁汤，二剂，即汗出，尿畅，热退。

5、湿温或温邪夹湿，最容易见到湿热郁遏，阳气不能通达。徒清热而热不去，湿留之故也。叶天士说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常用芦根、通草、薏米、茯苓皮、滑石、竹叶。通阳不在温，是因为湿热混在一起，热在湿中，故与杂病不同，不能用温药如桂枝、肉桂、大茴香去通阳，小便利，则湿去热孤。利小便的药味淡，所以我把它概括为“淡以通阳”四个字。

6、表未解未可攻里。即使表已解，热邪人里，当清，苦寒药也不要过量，在阳气不足之体，宁可再剂，不用重剂。否则，热中未已，寒中又起，粗工之用药也。不能看“炎”字两个“火”，就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7、辨证论治的真谛是甚么？是“一人一方”。病同，其证也同，也未必用同样的方药，还要看体质、时令、地域、强弱、男女而仔细斟酌，不要执死方治活人。

8、麻黄汤不是发汗峻剂，大青龙才是发汗峻剂。大青龙汤的麻黄是麻黄汤的一倍呢。

9、石膏用量也不宜过重。药罐子有多大？那么大量怎么煎？有人动辄就用今制半斤、一斤。再说，是药总有利弊，不能只看到石膏清热之力，而不怕它伤阳损胃。

10、热邪与燥屎相合，不得已而有承气之设，仲景先生于此谆谆告诫：一服利，止后服，得下余勿服。一次会诊，一小儿食滞，发热，已经用过许多抗生素无效，不食，腹胀，但鼻准光亮，一医主张用大承气，我说脾虚之质，鼻准光，必自利，不必用下，不妨消导。但他坚持，正在讨论时，护士来报，拉稀便了。

11、曾见有人久病恶寒，人着单，彼着夹，人着棉，彼衣裘，冬天生着火炉，犹自呼冷。此真阳虚也。可考虑用玉屏风散，加附子、姜、枣，剂量不必太重，阳气复振，营卫和谐，或可见效。

12、有人三天两头感冒，前人称为数数伤风，可用玉屏风散，营卫不调者合桂枝汤。辛温峻汗，表阳愈伤，病愈不解。苦寒则伤中阳，脾胃一倒，病变蜂起。

13、肾盂肾炎，临床颇常见。因其尿频尿急，我常用五苓合二妙，加大茴香一个，琥珀五分，以解膀胱之困，肉桂只用三、五分而不宜多。

14、有很多病，只宜调而不宜治。与其药石杂投，损伤胃气，不如不服药。我自己就有痰饮宿恙，多年来，我一直不服药，中西药一概不服。唯注意调饮食，适寒温而已，虽然衰弱，但又多延了一些岁月。

15、要是把医生分作三等，我只能算中等之中。

16、眩晕，有虚有实。我会诊过一位美尼尔氏病患者，先后采用过滋水平肝，熄风潜阳，泻肝和胃未愈，脉滑、苔腻，我认为其本属阴虚，标为痰热的辨证不错，用药则须斟酌。既挟痰热，便当清化热痰为主，早用滋腻，会助痰热，清泻肝火，亦非其治。我建议改用温胆汤加味而愈。

17、子宫脱垂，古称阴挺，多由劳倦气虚不能固摄所致，我常用补中益气汤。补中，健全脾胃；益气，增强功能。每用加鳖头一个，炙酥入煎。

18、用药要丝丝入扣，不多一味无谓的药，不少一味对证的药。

19、用药丝丝人扣，不是多而杂，用药杂乱，是初涉临床者的通病。原因一是病机不明，病机不明，用药就不能击中要害。二是急于见功，这样就势必见一症用一药，甚至用几种药，这就成了唐书说的“广络原野”。三是瞻前顾后，用一味热药，怕太热，加一味凉药；用一味泻药，怕有伤，加几味补药。曾有学生治一个气喘病人不效，来找我，还说是不是没有按老师的经验加葱白，我看他的处方，一味热药，一味凉药，下面又是一味热药，一味凉药，我就问他，这是寒喘，还是热喘？他不能答，这就是病机不明，所以用药杂乱。果是寒证，用凉药岂非雪上加霜？用药杂乱，就像打架一样，你这里一拳头打出去，他那里拉着你的手，那哪能打得中？我年轻时用药也杂，后来我临叶天士医案，才发现他的用药真乃巧呀。古人说“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说到达药，当然还是要向仲景先生学习。他是深知药物利弊的。不识药，对它的利弊拿不准，用一味不行，那就多用几味，想不杂乱都不成了。■

蒲辅周——在中国众多从事中医学的人耳里，绝对是一个如雷灌耳的名字。

蒲辅周是四川梓潼县人，周恩来总理保健医生。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集伤寒、温病学说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

中国中医学界的一代宗师。

（蒲辅周工作中）

山村里的“名”医

年，蒲辅周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蒲家世代行医，在当地颇有口碑。因时常接济周边穷苦穷人，蒲家虽为名医，家境却甚是清贫。蒲辅周7岁开始上私塾，同时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15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

经3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18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

年，蒲辅周在成都开业行医，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数月后因病辞职。

在此期间，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此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活人济世，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

年，有感于时事日非，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蒲辅周又赴成都行医。同时，在成都亦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账记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结算。

年，梓潼霍乱流行，蒲辅周闻讯后，立即汇银元和处方一张，要他弟弟们将治疗霍乱的药方抄录后四处张贴，广为宣传；把所汇银元买成药品，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取。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常涉水到御河边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邓颖超同志题词）

行医做人受人尊

蒲辅周青年时期，正是地方军阀连年混战的年代，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常常见到贫病交集的患者。虽然自己倾囊相助，但毕竟力量有限，他和祖父商量说：“仅一家之力，如杯水车薪，难救一方之苦，不如集大家之力”。

一九三一年底，由蒲辅周出面，邀集了医界同人、仕绅共议，大家同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果真是众擎易举，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就这样成立了。

施医药社把愿意参加免费诊断的医生排成班，按一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为病人诊病，这就叫“施医”。

在这段时间，他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工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当时人们有口皆碑，都称赞他说：“蒲老师医道高，仁道更高，真正做到了‘活人济世’啊！”

在成都行医时，他没有忘记帮助贫苦病人，他和泰山堂订好合同，由穷苦病人拿上专门的处方去抓药，帐记在他头上，定期由他前去结帐。几十年来，解决了不少病者无钱吃药的问题。

蒲辅周对劳苦大众热爱，而对豪门权贵却非常蔑视。一九三四年夏天，他拒绝留在大地主张某家治病。张某在当地无恶不作，欺压善良，蒲辅周对此人深恶痛绝。

到张家草草处了一方，并附语“宜清心寡欲”便立即准备返回。谁知张某却强行挽留说：“蒲老师您不能走！反正您在城里看病也是为了挣钱，住在这里，只为我一人看病，每天三个大洋，住多少天算多少天”。

毎天三个大洋，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张某满以为蒲辅周一定会十分满意地留下来。

谁知蒲辅周却回答说：“我生平在钱上面就不留意，城里很多病人来自四面八方，我不愿为你一人安乐而叫众人受苦！”张某再三强留，蒲辅周坚持要走。

张某叫人放出话来：“蒲某如果坚决要走，我在半路派几支枪把他赶回来！”在疾病面前丧魂落魄的张某，这时却暴露迅他那卑鄙凶残的面目。

蒲辅周冷笑一声对传话人说：“请转告张老爷，蒲某立即动身回城！”说罢拂袖而去。色厉内荏的张某，摄于社会舆论未敢贸然蠢动。

梓潼城西周家大院的周某，仗恃有钱，横行一方。一九三三年秋患疟疾，请蒲辅周诊治。蒲辅周提了个条件：来去都要轿子迎送。

其实，对穷苦人，再远他也是步行出诊。

蒲辅周说：“周某自恃有钱，骄横跋扈，一方为之侧目，我偏要煞煞他的威风！”周某出于无奈，只好用轿接送。

（李鹏总理题词）

—九五五年，蒲辅周奉调中医研究院工作，在去北京之前特地回到梓潼扫墓。就在他离开梓潼的前夕，县委宣传部长问他：“蒲老师，您走之后，家里还需要什么样照顾？”他回答说：“我一个普通医生，受到政府关怀信任，我感激不已，家里还需要什么照顾呢。”

事后特地告诫儿子蒲志孝说：“你留在家里，要发奋攻读，自食其力，决不能要国家照顾。”

临走前，他送诊三日。就诊者塞门堵路。有病人对他说：“蒲老师，你真是神医呀！除了你，任何人都治不好我的病。”

蒲辅周正色说：“我是一个普通医生，并非神人，即是名医偶而诊治—两次，不一定切中病情，我不是名医，请你也不要迷信什么名医”。

到研究院后，评定工资级别，中央给蒲辅周评的是二等一级，当时杜自明老先生说：“蒲老师以技术而论，应该是一等一级”。

蒲辅周立即止住杜老师，并说：“二等一级，我已感到受之有愧，千万不能再评高了！”。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他在治疗石家庄和北京市的乙型脑炎中，成绩显著，领导上硬给他提了级。

事后，蒲辅周对同事说：“我们不能动不动就向国家要地位、要待遇。我只有小小的一点成绩，领导就关怀备至，我只有尽力报效国家。”

（聂荣臻元帅题词）

治顽疾如烹小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药工作的道路并不平坦。建国初期，卫生部门受余云岫思想的影响还比较深，余云岫本人仍受器重（注：余云岫是民国时期力主废除中医药的始作俑者，若非全国中医界的奋力求生，中医则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了），而与其同气相求的卫生部领导王斌也说“中医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治疗的安慰作用”、“封建社会封建医”，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取消中医的措施。

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代表了一种认为中医不科学的思潮，扭转一种思潮，并不容易。十年浩劫更提出“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这一口号，实际上否定了中医药学自身的特色。在这一口号下，中医机构受到裁并，老中医人员下放；中医临床技术的发掘整理、抢救老中医经验等工作也落了空。正如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先生所说：“中医实际上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医事业遭到严重地摧残，造成中医的日趋衰落，中医药从业人员人数减少三分之一，医院从年的所减少到所，中医学院由21所减少到11所。

在这个事关中医存亡的生死之秋，中医的命运因蒲辅周一首方剂而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变。

（蒲辅周之子蒲志孝在给病人诊断）

当时，恰逢毛泽东染病发高热。毛泽东是不喜欢吃中药的，也从不找中医诊治。在治疗过程中，毛泽东一直是采用的西医的抗生素及解热等对症治疗手段。病情并不见好，反而呈加重趋势，接近昏迷状态。

当时所有的西医都已束手无策。有关部门在万般无奈时，只得求助中医。

在那个中医最困难的时期，给普通人看病都需要很谨慎，更何况是国家主席毛泽东看病了。得到有关部门的邀请后，蒲辅周来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摸完脉后，诊断出了此系阳明经证，开出了中医界治疗阳明经证的名方----白虎汤。

一副药后，毛泽东便热退神清，继续调理，不久便完全恢复健康。

毛泽东从此才开始对中医有了新的看法，大力推动中医的发展。这与毛泽东在年提出的“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时的本意已是不一样了。 　　 　　 　　 　　 　　 　　 　　　 　　事后，周总理曾称赞蒲老先生为：“高明的中医，又懂得辩证法。”

西哈努克是中国的常客，他的身体健康一直是中国有关部门在负责。

一天，一辆轿车突然把蒲辅周和他的助手拉到漂亮而宽敞的前法国大使馆，蒲辅周健步进入西哈努克亲王的卧室。

此时，西哈努克亲王正处于半眠状态，忽见一鹤顶、银髯，戴黑框眼镜的长者出现，一惊而起，双手合十作礼。一旦说明来意，亲王喜上眉梢，连忙伸出手臂，请老大夫号脉。诊毕，蒲老问亲王欲思食何物，亲王答复想饮茶水。

蒲老即令取当年“龙井”新茶叶三钱，水开后投茶，煮水两沸，取少量与饮即可。竟一针不扎，一药未留，施施而出。次日便有信息传至，西哈努克亲王已经起床活动，并索清淡食物，精神见旺。

弟子们询问其所以然，蒲老解释道：“亲王思劳成疾，烦躁、失眠、服药过多而不思饮食、便秘，其胃气大损。虽有虚热内蕴，但不可苦寒通下，否则胃气力竭。故以茶叶微寒、微苦、微甘，以醒胃悦脾。茶后既解除便秘，可见其脾胃升降枢机已得运转。又能入睡，醒后索食物即为阴阳已渐调和之证明……为医者，当知药物并非万能。世上之药虽多，也不能包治百病。服药过多，不但不能去病，反而会打乱自身气血的调和，形成‘药病’。”

蒲老提出“病愈复杂，用药愈精”，这样才能药到病除。主张“用药要纯，最忌复杂，一方乱投一、二味不相干之药，即难见功”。用药无的放矢，用量越大，其弊越深。 　　他认为药品难分贵贱，治好病就是好药。有一次，叶剑英元帅请蒲老看病。叶帅问蒲老：“有的大夫给病人开方，用鹿心这样贵重药，究竟鹿心与其它动物的心脏有什么区别？”蒲老答：“鹿心虽贵，医疗上也是以心补心，鹿心、羊心、猪心无大差异。鹿心久存腐败，吃了反而害人肠胃”。

蒲老长期在农村行医，深谙劳动人民的疾苦，他主张就地取材，尽量不花钱、少花钱，方便群众，以达到治病的目的。水牛角、黑羊角、韭菜、莲藕、鲜竹叶、鲜芦根、胡桃、猪板油等药物，一般医生较少用，但在农村，俯首皆是。蒲老常用它们来代替贵重药物治疗。在梓潼时，当地不少百姓患外感热病，肺胃津伤，烧热不退、烦渴等症，蒲老采用鲜芦根3两、鲜竹叶1两，适当加减，称“二鲜饮”来治疗，疗效好，且简、便、廉、验。

蒲老提出“药物本为补偏救弊之用，应当中病辄止。须知药物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他认为药补不如食补。劝告人们多吃五谷杂粮、蔬菜瓜果，少进膏梁厚味。膏梁厚味偏易酿浊生热，浊邪壅遏，滞涩营卫，反面会多生病。蒲老给周总理看病，曾建议总理每天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以增强脾胃功能，周总理按照蒲老意见做了，此事曾传为佳话。

一天，周总理听说蒲辅周家的收音机破旧了，就将自己访日带回的半导体收音机赠送给了蒲老。一次，周总理患癃闭症，许多医生一筹莫展，后经蒲老治疗而愈。周总理问他：“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蒲老答：“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周总理称蒲辅周是“高明中医，又懂辩证法”。

蒲老生病的时候，周总理要么是亲自去探望，要么就是由邓颖超代为探望。蒲老过意不去，周总理说：“你为我们保健负责，我们也对你的保健负责，彼此不是一样吗，蒲老，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一般的病请你的学生看就行了，我也转告其他首长，不要轻易惊动你，你健康长寿，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嘛。”

年，87岁的蒲辅周老先生离开了人世。在他去世前，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还嘱咐邓颖超前去看望蒲老。

年，是蒲辅周老先生去世周年纪念日，有关方面在北京隆重举行蒲辅周诞辰周年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卫生部长陈敏章、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陈绍武等出席会议并做了深切缅怀。

邓颖超也委托他人表达了自己对蒲老的怀念。

蒲老去世后，深得其真传的儿子蒲志孝继承了父亲的遗愿，致力于中医药的研究和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0年，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将李德生在西安病重，蒲志孝和女儿蒲永文被请到李德生病床前为其诊断。在仔细为李德生做了详细诊断后，蒲志孝为李德生开了非常简单的一剂处方。

处方开好后，在场的人都不相信这样的处方能治好李德生的病。最后，在大家抱着试一试的情况下将药煎出给李德生服了。

第二天，病情非常严重的李德生竟然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并能开口说话了。所有人无不为蒲家中医神奇的效果而赞叹。

中医，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洋溢着祖辈们含辛茹苦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中医的存在，经历了无数中医同仁的薪火相传，才有了中医厚重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