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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渠五夫
五夫镇，原名五夫里，隶属崇安县，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东南部，处浦城、建阳、武夷山交界地带。据当地人说，在距今多年前的东晋时，曾有五位士大夫出身或讲学于此，遂有“五贤过化”之说，因而得名“五夫”。五夫的开发始于后唐时期，此后日益兴盛。至两宋时，五夫英才辈出。仅见史载者即有柳永(约～)、胡安国(～)、刘勉之(～)、吴玠(～)、刘子羽(～)、朱熹（-）等人。在这些名人中，尤以一代理学宗师朱熹的影响最为深远。著名史家蔡尚思先生即云：“东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朱熹十四岁时（年），因父朱松病逝，随母来到五夫，投奔父亲生前好友刘子羽。虽然五夫不是朱熹的祖籍地和出生地，但却是他生活了四十余年，以及著书立说、讲学传道、成就功业的地方。
为了挖掘五夫镇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弘扬精深的朱子理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国学研究院与武夷山市五夫镇人民政府于年9月共建了五夫镇教学实习基地。一方面，厦门大学每年派出田野考察队，根据五夫镇的文化建设需要，重点对五夫朱子文化遗迹、五夫地域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五夫当地的民俗文化、民间信仰等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并撰写系统的实习调研报告；另一方面，基于实习调查报告，厦门大学田野考察队将进一步围绕五夫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利用提出可行性建议。在开展教学实习与调研期间，五夫镇人民政府为厦门大学田野考察队提供食宿、交通、接洽等方面的协助。
在出发之前，带队老师对本次调研活动做了预先的工作布置：一是要求大家提前阅读了《西樵历史研究：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成果集》、《田野学步：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田野调查报告集》等相关书籍，让参与学生预先了解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与理念；二是借助图书馆、文献数据库等，提前查阅五夫镇的历史资料，对五夫形成一个大体的了解。
年6月24日，“问渠五夫”田野实践队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刘诗古老师的带队下，抵达五夫古镇，开始了为期5天“问渠五夫”的田野考察活动。在稍作安顿之后，考察队便趁着黄昏进入五夫镇勘察地形，对五夫的历史文化遗迹作了大致的了解。回到营地后，刘老师根据本次考察的需要，将本硕共20名学生进行交叉编排，组成了生态与环境、生计与经济、人群与宗族、民间信仰和民俗风情五个考察小组，旨在对五夫镇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侧面，进行详尽的考察。
每个队都由来自不同学院的本科生组成，同时安排同等比例的研究生带队，进行每天的田野走访与资料搜集。这样既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又做到了研究生与本科生之间“一带一”的良好互动与合作。在考察期间，考察队采取了集中学习与分组调查相结合的模式，即白天分组实践调查，晚上集中讨论学习，各小组分享调研的收获，互相交流讨论。与此同时，刘老师根据同学的调查时间与报告内容，提出相关的问题和建议，以拓展同学们的思路。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问渠五夫”田野实践队（刘诗古摄）
二、走村入户：行走在田野间
第一天，考察队先集体考察了五夫镇区的地形、水系、交通线路，然后走访了朱熹故居——紫阳楼，看到了“亭亭如盖”的文公手植樟树。紫阳楼是朱熹从十五岁就开始居住的家。绍兴十四年（公元年）刘子羽不负朱熹父亲朱松的所托，在刘宅旁为朱熹母子建造居所。朱氏的祖籍婺源有紫阳山，为怀念先祖，朱熹将新宅取名为紫阳楼。现在的紫阳楼是按照考古发掘的结果，以原址复原的方式重新修建的。进入紫阳楼内，我们看到的是复原的朱熹当年在此的生活场景。
在紫阳楼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即潭溪。越过潭溪，是半亩方塘。这也是朱熹在《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描绘的景象。在紫阳楼的后面，是一片青青翠绿的竹林。竹林之上，就是葱葱郁郁的屏山。屏山的另一侧，就是屏山书院的遗址。
五夫乃娘庙前的潭溪（刘诗古摄）
在去往屏山书院的小路上，有一清澈的泉眼。据说，当年朱熹学习困惑难解时，一饮泉水便思如泉涌，于是被人们称为“灵泉”。在五夫当地，灵泉也被叫为“聪明泉”。穿过窄窄的田埂，我们来到了屏山书院的遗址。遗址旁有块今人立的碑，主要介绍了屏山先生刘子翚创建书院，教授朱熹、刘珙、方士繇等读书治学的事迹。
在走访了屏山书院遗址之后，我们又前往离遗址不远处的乃善庵。乃善庵门前有一通清同治十一年（年）立的碑。经过民间信仰小组同学的辛苦识读、抄录和点校，我们得以了解碑刻的内容。碑文的主要记述了两塅赠与乃善庵的田产的情况。第一塅田皮是张克敬捐与乃善庵作香火钱的。这块田原本收谷二石五斗正。现田骨主刘宅又向乃善庵供还田骨苗、光谷二担二桶正。这块田皮坐落府前村官坑垅，四至为：上至刘宅山，下至罗宅田，左至刘宅山，右至刘宅山及至詹宅。第二塅田皮是乡民集体出资购买，然后捐与乃善庵的。这块田原本收毛谷六石正。现谷由曾宅扣接，计光谷四担二桶正。这块田皮坐落五夫镇田尾村后门垅，四至为：上至江宅田，下至曾宅田，左至连宅田，右至曾宅山。这两起将收谷数额颇大的田皮捐与乃善庵的事件反映出，乃善庵在乡民中的影响力之大。
考察队员越过潭溪（刘诗古摄）
在结束了对潭溪上游的走访后，我们又在五夫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吴迪的引领下，前往位于潭溪下游的彭氏宗祠和大兴寺及莲华弥陀寺了解情况。据《作邑彭氏族谱五夫支谱》记载，五夫彭氏是五代时开发崇安的彭迁公的后裔，其始迁祖是彭迁之孙彭珰。从彭氏宗祠和大兴寺合二为一的建制看，是先有大兴寺而后才兴建的彭氏宗祠，与福建其他地方有类似性。在彭氏宗祠和大兴寺的院落里有碑刻数通。这些碑刻主要牵涉了彭氏宗族的集体事务。碑刻的具体内容将在接下来的分组行动中，由民间信仰小组进行识读、抄录和点校。
通过采访祠、寺的管理者，我们得知，虽然祠是专属彭氏家族的，但作为佛寺的大兴寺则是相对开放的场域，附近的村民都可以来这里拜观音。大兴寺供奉千手观音，每月十五有一次游神仪式。不仅如此，大兴寺每年还有两次更为盛大的活动，一次是在农历六月十九，另一次是在农历九月十九。两次活动都会请和尚来做仪式，都要做酒席。凡是彭氏宗族的人都要凑份子，都要派代表来吃酒。此外，管事老爷爷在采访中也提及，他在这里管理，每月能得元的工资和30斤大米，由彭氏家族负责支付。
穿过大兴寺的大堂就到了后殿，即莲华弥陀寺。莲华弥陀寺现只新建了一个观音殿，其余计划都还在构想之中。据原驻庙师傅在其写于观音殿墙上的构想可知，这里将建设规模庞大的佛教寺院体系。随后，寺庙管事的老爷爷将我们引到一房间中。据老人家介绍，这里陈设的是原驻庙师傅构造的五夫周边佛教寺院模型。而在另一间房中，则藏有这位师傅搜集的各类佛教典籍。但因开门钥匙并未找到，我们没能见到这批文献。从莲华弥陀寺出来，我们就结束了对潭溪流域的集体考察。这时已临近中午，艳阳高照，气温飙升至近40度，于是我们便搭乘客车回到营地吃午饭。
大兴寺（刘诗古摄）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又开始了对五夫另一流域——籍溪的考察。这里是五夫古镇的核心区，古老悠长的兴贤古街自南而北将整个古镇区一分为二。兴贤古街因兴贤书院而得名。它始于玉虹桥，终至文献桥，由七贤、双溪、紫阳、朱至、儒林、中和、籍溪七个街坊组成，全长1.3公里，是考察队接下来要重点考察的区域。
我们首先走访了龙鱼戏传承人姜生明创办的五夫民俗文化博物馆。姜先生在馆里热情地介绍馆藏文物，并为我们讲解五夫的历史文化。该馆中收藏有当地的契约文化、古代典籍以及一些地方文化物件。
从民俗博物馆出来后，考察队便开始在兴贤古街上分头行动起来。每个考察组开始围绕本小组的主题开展活动，并进行更有针对性地材料搜集，收集的信息也有了爆炸式增长。在结束了对镇区的考察后，考察对又将考察范围扩展到了附近的大将村、翁墩村和开善禅寺。对五夫周边的历史资料的搜集，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五夫古镇历史文化的理解。
三、寻访族谱：五夫的大家族
人群与宗族组在刘老师的带领下，一开始就有了大发现。小组在兴贤古街的一户刘氏人家里发现了一部《刘氏宗谱》。但据说因有人看谱后，偷偷记下刘氏祖先墓地的具体位置，然后循此线索挖掘刘氏祖坟，使刘氏族人大为震惊，此后便不再将族谱轻易示人。在一开始，小组的族谱搜集工作就遭遇了困难。随后刘老师带着小组，等候在家族保管员的门口，并且电话联系了五夫镇文化站站长李直玲女士，请她帮忙出面联系刘氏族谱的保管人，介绍我们的情况，这才使刘氏后人稍懈戒备。小组得以看到《刘氏宗谱》，并进行了拍摄，但因刘氏宗谱的保存并不完整，小组并未能获知全貌（族谱共十六册），仅得三册。
五夫《刘氏东族宗谱》（刘诗古摄）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人群与宗族组以同样的方式走访了五夫古镇上几大主要姓氏的宗祠，并寻访到保管族谱的族人，接连发现了并获得了大量的族谱资料。除了上述提及的《刘氏宗谱》外，小组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发现了其他各姓的四部族谱，分别是《作邑彭氏宗谱》、《五夫三槐堂王氏支谱》（三卷）、《张氏宗谱》（三卷）、《武夷山吴氏宗谱》（两册）。第三天，小组又在一户连氏人家找到了《连氏宗谱》。在对五夫周边地区考察期间，考察队又在翁墩村的一位94岁老人家里发现了一部《马伏（白水）京兆刘氏宗谱》。
对于这些族谱，人群与宗族小组也进行了一定地了解。其中，据《刘氏宗谱》记载，刘氏在唐末入闽以后，分为东、西两族。崇安五夫里刘氏为东族，麻沙刘氏为西族。五夫里刘氏以光州都督刘楚第五子刘翔为始祖。刘翔是北宋初年人，精通《易经》，曾任福州教授等职。此后，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开拓，刘氏家族在崇安逐渐发展起来。
到北宋中后期，刘翔第六代孙刘太素以儒学教授乡里，刘氏家族开始形成重视读书治学的风气。刘太素生二子，即刘民先、刘民觉。兄弟二人后来都成为北宋中期闽中知名学者。刘民先生三子，即刘韐、刘韡、刘韫。其中，刘韐在靖康之难中殉国，被朝廷尊谥“忠显”。五夫刘氏也因此显贵。刘韐生三子，即刘子羽、刘子翼、刘子翚。三兄弟为南宋初年的著名学者，是理学宗师朱熹的老师。五夫刘氏因此成为闽中的文化望族。刘子羽生三子，即刘珙、刘瑺、刘玶。三兄弟均出仕。刘玶生子刘学古。刘学古早年随朱熹学习，后娶朱熹的女儿为妻。此后，五夫刘氏继续发展，但因文献资料的不足，多数已不可考。在明清时期，众多刘氏族人在科考中取得功名。时至今日，刘氏在五夫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据《作邑彭氏宗谱》（以下简称（《彭氏宗谱》））记载，五夫彭氏先祖，建州左千牛卫上将军彭迁公，自五代后唐时，迁建阳北乡温岭，招人民聚处，成九十余村，皆名新丰乡。后迁公次子台州军事判官汉公，于闽王永隆三年()奏请闽王王曦，改新丰乡为温岭镇。此后，迁公长子溟公曾孙殿中都监珰公，于保大九年()又奏请朝廷改温岭镇为崇安场。北宋淳化五年（年）崇安场又升格为县。故而族谱中有“崇之作邑，自彭氏始”一说。
五夫彭氏是彭氏五世祖珰公之后，在十三世祖龟公时迁居五夫。明洪武年间，五夫彭氏已至十五世，中公以庶举明经，官至两广镇海将军。为纪念中公的功绩，于是彭氏建祠于五夫，名彭氏宗祠。至十八世祖天禄公时，始分为仁、义、礼、智四房。由是，彭氏宗族便在五夫开枝散叶，繁衍生息。但至同治时，智房已无后嗣，剩下仁、义、礼三房，计四百余户。彭氏宗族繁衍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五夫彭氏宗祠（刘诗古摄）
当然，彭氏宗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对于规模颇大的彭氏宗族，其事务管理亦是相当繁复。通过《彭氏宗谱》记载的光绪三十年（年）寡妇刘氏诉彭氏宗祠一事，我们可以看到彭氏宗族在这一问题上的诸多应对措施以及其时彭氏宗族的社会关系网络。
据《彭氏宗谱》记载，彭氏宗族原预筹建义塾，便于光绪二十九年（年）冬，买入本族仁房派下三十二世维金妻刘氏所有奶娘庙旁店屋。因该处店屋先前已分别典与连、罗、王三姓人家，后又由有举人功名的族人赞尧出面请赎。连、罗、王三姓碍于赞尧的情面，将业权退与彭氏宗祠。而彭氏宗祠则将款项即洋银二百一十二两八钱五分，交与三家。而后，彭氏宗祠又与刘氏立契，并将剩余款项即银四十六两三钱五分，交与刘氏。
但因其时祠堂经费短缺，年冬租款仅收六十余担，故而又向族长立腾借洋银二百一十两，利息每年谷二十七担。至光绪三十年（年），因修建义塾经费尚未足够，故而彭氏宗祠仅将店屋前段修葺一新，以作铺面，进而以此积累款项。至年冬即落成，预计年可收租银洋三十元。但仅一年，之前刘氏所得款项即全数耗尽，并又向宗祠找价。此前，宗祠恤其寡妇，将店铺租与其营生。但寡妇不顾宗族厚义，反听他人唆使，前往县衙状告彭氏宗祠。后由赞尧代族长出面澄清，事情才得以暂时平息。但不久之后，新知县上任，刘氏又前往状告。赞尧便携契谒县，澄清原委。刘氏这才被县差押解回乡。孰料不满一月，刘氏即抱病而亡。于是彭氏宗祠又出资百金，料理刘氏殡葬事宜。
围绕刘氏与彭氏宗祠关于店铺找赎的纠葛，我们得以见到其时宗族内外关系的调适过程。这种调适在五夫各姓族谱中多有记载。而这些记载，为接下来考察队详细了解五夫社会历史上的人群关系，准备了充分的材料，也为生计与经济、生态与环境、民间信仰和民俗风情等小组的后续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四、遇见碑刻：五夫的地方史
在五夫当地，还存留着许多碑刻，而碑刻是我们了解地方历史重要的窗口。它们或散落在古街旁，或安放在书院、祠堂、寺庙里。有的散落一隅，有的聚处成群。负责碑刻抄录的同学，主要是民间信仰小组的成员，其次是其余各小组的负责人。考察队在五夫抄录的第一块碑刻，是前文已提到的清同治十一年（年）十一月立乃善庵田皮买卖碑。
在识读、抄录和校对碑刻之前，小组成员拿出已经备好的面粉，先将碑刻粉刷一遍，然后逐一识读。识读工作由三个同学协作完成。一人识读碑文并在遇到不认识的字时，再次涂抹面粉。一人以碑刻的原有版式，将碑文抄录在笔记本上。一人用手机将碑刻录入成电子文稿，并做标点和校对工作，以供晚上讨论之用。在识读过程中，如遇实在不认识的字词，先行留□。在将整块碑文识读完毕后，用准备好的水，从上至下，慢慢将整块碑刻上的面粉洗去。在这短短的一两分钟内，有些字词因凹陷的处仍留有未被洗去的面粉，而忽然变得清晰。此时便可将其识读出来。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块碑的识读、抄录和校对，并可以马上将整理好的电子文稿发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