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与滇藏间茶马古道的兴盛
摘要云南、西藏两地间交易茶叶、马匹等商品的交通线，近代以来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的出现，与相关道路的形成演变、清代普洱茶的兴起及运销西藏有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朝以普洱府、顺宁府为主要产地经营的大叶种茶，种植、生产获得迅速发展，同时运销西藏等地，西藏的骡马也赶到云南销售,“茶马古道”由此形成并趋兴盛。
关键词茶马古道普洱茶滇藏
作者方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方悦萌，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
人们所说云南与西藏间的“茶马古道”，是近代以来对两地间交易茶叶、马匹交通线的雅称。既称“茶马古道”，历史上必与茶马互市有密切的关联。茶马古道应具备以下特征：商队交易的商品当以茶叶、马匹为主；官府参加道路有关的贸易管理，并提供沿途茶马互市的地点；若无特殊情形，茶马互市递年持续进行，并对道路两端以及道路沿线的居民和城镇，均产生较大的影响。以这些特征为线索，以下对滇藏间茶马古道与普洱茶的关系，茶马古道形成兴盛的过程等试为考述。
一、清代普洱茶兴起，为茶马古道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清代茶叶、马匹成为该道运销的重要商品之前，云南与西藏间已存在古老的通道。清代普洱茶兴起并大量运销西藏，西藏的马匹等商品进入云南，这条道路乃被称为“茶马古道”。进一步来说，清代茶叶、马匹成为云南与藏区贸易之大宗，普洱茶的兴起为其关键。
云南东南部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迅速堪称繁盛。其中有相连成片的茶树林。这些茶树多为野生植株，也有一些属人工种植。当地居民长年采摘茶叶，主要是供佐食，或以为药物。唐代云南始有采茶供饮的记载。据《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①]南诏所建银生城位今云南景东，蒙舍蛮（南诏贵族）令人采其地界诸山之茶，与花椒、姜、肉桂同烹供饮。既言“散收无采造法”，可见所采之茶主要供蒙舍诏（南诏）贵族享用，采摘、加工亦无成法。
今滇东南所产大叶种茶，明代尚不出名。《万历野获编》列举全国知名的产茶之地，未提到云南。[②]明人许次纾撰《茶疏》，称云南所产五华茶，与湖南的宝庆茶齐名。[③]《万历野获编》说大理的感通寺产茶。谢肇淛《滇略》亦称云南知名之茶，有昆明太华茶与大理感通寺茶，“（价）值不廉。”谢肇淛于万历年间任云南省右参政，天启元年（）改任广西按察使离滇。可见天启元年以前，滇东南所产之茶尚不流行。[④]清初，达赖喇嘛奏请于北胜州（治今云南永胜）设互市交易茶马，吴三桂奏疏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亦言“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⑤]可为证。
清代普洱茶兴起并趋繁荣，与西藏茶叶消费市场的开拓，普洱茶产地社会环境的优化，以及清廷积极支持与加强管理有关。
唐宋时北部游牧民族流行喝茶，籍以解腻帮助消化，明代更盛。《明史》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⑥]长期以来，西藏所需茶叶主要靠四川供应。明末因遭受战乱破坏，四川运销西藏之茶大幅度减少。清初吴三桂出任云南总管。他看准这一商机，主要还是图谋联络达赖喇嘛为以后谋反做准备，乃策划向西藏输出茶叶。顺治十八年（），达赖喇嘛受吴三桂唆使，奏请在北胜州（治今云南永胜）以马换茶。康熙四年（），清廷批准在北胜州与中甸等地，举办云南与西藏的茶马互市。[⑦]
滇东南出产的大叶种茶因价廉耐泡，被选为商品茶的主要原料。据《庭闻录》：吴三桂与达赖喇嘛暗商后上奏：云南所需之马，每年须奏请朝廷遣官吏前往西宁购买，难免有长途跋涉之劳。今达赖喇嘛既愿通市，“臣愚以为允开之便。”又说：云南普洱之地虽产茶不多，毕竟较别省采买为便，建议“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所言赴川、湖产茶地方采买是虚，鼓吹采买普洱之茶、籍以沟通与西藏的联系是实。获准。滇东南所产之茶，遂得以大量生产销往西藏。[⑧]滇东南的大叶种茶持续销藏，逐渐创出名气。时人以其主要产地普洱府（治今云南普洱）有普洱山，普洱山所产之茶性温味香，“名曰普洱茶。”[⑨]
康熙二十年（），吴三桂叛乱失败。康熙帝下令追查吴三桂暗通达赖喇嘛之事，北胜州、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停办。[⑩]在查清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反叛无涉后，北胜州、中甸等地的互市得以恢复。举办茶马互市的地点，又增加鹤庆、丽江、金沙江（在今丽江以东）等处。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诏准西宁的蒙古商人，可赶马至鹤庆等地交易茶叶。[11]雍正二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安抚中甸等事，其中有“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等语，[12]可见中甸等地的茶叶贸易照常进行。云南与藏区的茶马贸易，推动了滇东南大叶种茶的种植与生产，云南逐渐成为知名的茶叶产地，与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等产地同列。[13]
清朝积极开发云南边疆，为普洱茶的崛起与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完成对吴三桂所遗残破局面的整顿后，清朝将云南治理的重点，从靠内区域移至边疆与僻地。雍正以后全国人口剧增，道光时达到前所未有的四亿。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内地流民乃向人口稀少地区迁移。为禁止迁徙朝廷屡颁通告，但效果不大。云南官府则以提供资金、耕牛相号召，吸引流民入滇垦种。[14]
雍正六年（），朝廷对车里（今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改土归流大规模展开。平定其地后，清朝奉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原则，结束澜沧江内外地区土司的封闭统治，解决了“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的隐患，也为内地流民大量移居普洱茶产地创造了条件。
清代普洱茶流行，还与饮茶习尚的改变有关。明代饮茶流行水开即饮、添水复饮。茶叶是否耐泡、滋味淳厚与否便被看重。云南东南部的茶树属于多年生的大叶种茶，生长迅速、采摘期长，可多年栽培无须施肥除虫，茶叶味酽耐泡，这些特点适应了沸水冲饮的要求。大叶种茶还有一个特点，即有助消化、驱风寒的功效。清代仕宦云南的吴大勋，称滇东南的大叶种茶能消食理气，去除积滞，驱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15]《普洱茶记》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清人还说：“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16]
对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清朝制定积极支持的措施。思茅地区界连诸处茶山，鄂尔泰于雍正五年（）奏准，将普洱原设的通判移驻思茅，加强对思茅与六茶山地方事务的管理。其时六大茶山所产茶叶，每年约有六七千驮。雍正七年，鄂尔泰又奏准在思茅设总茶店，由通判亲自主持，管理当地的茶叶交易，并颁布“不许容人上山、以杜绝衅端”的规定。客商买茶，每驮须纳茶税银三钱，由通判负责管理，[17]乾隆年间，仍奉行商民在普洱茶产地坐放收发、向官府纳税后转运各地的规定。乾隆三十七年（）吴大勋说：普洱府所属茶山的范围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
雍正七年（），朝廷设普洱府（治今云南普洱），管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龙、橄榄坝等处土司，六大茶山乃纳入普洱厅所辖范围。[18]普洱地区乃成为普洱茶购销的集散地。朝廷还就普洱茶的包装与税银作出规定：七个圆饼为一筒，重49两，征收税银一分；每32筒颁发一茶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从雍正十三年开始，朝廷颁给云南份茶引，下发各茶商行销办课。[19]清廷规定每年进贡普洱茶。贡茶所需的银两。由布政司库铜开支，思茅府每年领银两，办理贡茶的采收转运。[20]
清代外地流民大量迁居云南，因腹地大致人满为患，乃赴山地、边疆等人烟稀少的地区。时有俗语：“穷赴夷方急走厂”。以江西、湖南人为主的流民，迁居车里、茶山等地后，凭借在家乡掌握的制茶知识，投身于普洱茶生产与销售的浪潮，尤以收购、加工及贩卖者居多。雍正六年（），鄂尔泰奏疏称：思茅、猛旺、整董、小孟养、小孟仑、六大茶山以及橄榄坝、九龙江各处，原有“微瘴”，“现在汉民商客往来贸易，”并不因“微瘴”为害。[21]每年采茶季节，普洱府所属六大茶山方圆余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22]
普洱茶的生产获得迅速发展，所采古树之茶不足需求。夷民乃试种新茶并获成功，随后大量种植茶树。《清稗类钞》说：“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府之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23]为提高普洱茶的质量，茶农改变粗放经营的做法，对所种茶叶锄草捉虫，“旁生草木，则味劣难售。”普洱茶成品的存置亦多讲究，“或与他物同器，即染其气而不堪饮矣。”受茶叶产地、采摘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普洱茶又分为不同的等级，以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较佳。二月间采摘、茶蕊极细而白的茶叶，称为“毛尖”，以充贡品。制作贡品的任务既毕，官府乃许民间采摘、贩卖茶叶。茶农将所采之茶上笼略蒸，揉为团饼，其叶犹嫩、味道亦佳者称“芽茶”。三四月采摘及加工者称“小满茶”。采于六七月间的称“谷花茶”。少女在雨季之前采摘、出售以备嫁妆者，则谓“女儿茶”。[24]对六大茶山生产茶叶的销售去向，官府亦有规定。质优者充为岁贡，较差的茶叶散卖省内各地，粗老的茶叶则熬膏压制成茶饼，备赠亲友或卖往藏区等远方。[25]
二、茶马古道形成之前，滇藏间已有古老通道
以今大理为分界，“茶马古道”的前身可分为北段与南段。北段即由大理经丽江进入西藏的道路，形成的时间甚早。
宋熙宁六年()，陕西诸蕃与北宋关系紧张，宋朝战马的来源趋紧。次年，宋廷委成都路募人入大理国商议买马。峨眉进士杨佐应募前往。杨佐一行经虚恨(今四川峨边)、束密入大理国，行至大云南驿(今云南祥云县云南驿)见里堠碑，其上“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26]
里堠碑所记之“北至大雪山道”，即由今大理经丽江过今滇西北入四川，经康定、天全、雅安达成都的道路。《明史》说北至大雪山道“为南诏咽喉，三十六番朝贡出入之路”。[27]《元史》亦称：“巨津州(治今丽江县西北巨甸)，……今州境实大理西北陬要害地。”[28]北至大雪山道是南诏、大理国联系吐蕃和今川西的重要通道，此道至少唐初已存在。
隋唐之际吐蕃政权在青藏高原崛起。唐中宗时，吐蕃势力到达洱海地区，联合姚州诸蛮击杀唐监察御史李知古。唐朝遣将军唐九征率军击退吐蕃，建铁柱纪功。不久吐蕃势力复振。吐蕃南下走的就是北至大雪山道。《蛮书·山川江源》称：大雪山(即今丽江、巨甸之间北面的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可知此道达今拉萨附近。天宝十三年()南诏与唐决裂，与吐蕃结为兄弟之国，北至大雪山道成为南诏与吐蕃往来的要道。
蒙元时期，北至大雪山道是较早置驿的道路之一。《经世大典》记载：至元七年()，“大理、善阐、金齿等处宣慰司，呈准差来立站，使臣带木歹亦只里等文字该与帖古歹相接立站，卑司即便和买到铺马一百五十匹，并察罕章分到站户五百户，已于西番小当当地起立马站毕”。[29]记载所说在大理、善阐(今昆明)、金齿(今云南保山、德宏一带)等处立站，当指在今昆明经大理、保山至德宏的道路置立驿传。这一线是云南重要的交通线。同时设站的还有察罕章(今丽江)至西番小当当(今云南德钦)的道路。元代开通的察罕章、小当当道，明代仍然存在，并对走向有所记载：洪武时明太祖颁诏：“今闻有路自碉门(今四川天全)出枯本任场径抵长河西口(今四川康定)，通杂道长官司，道路平坦，往来径直，可即檄所司开拓，以便往来。”[30]明太祖所说的道路，就是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元至元七年设站的察罕章、小当当一线，在这条道路所经的云南辖境。
蒙古军较早开通北至大雪山道，与忽必烈征大理的路线和宋末战争的形势有关。蒙古宪宗二年()，为对南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王弟忽必烈领命出征云南。次年由西北至六盘山。以后至临洮并进入吐蕃地区。至忒剌(今四川松潘)后，分兵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当(今云南中甸)路入，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道兵，经白蛮（今四川宜宾地区）以进。忽必烈亲率中路军过大渡河、金沙江，经丽江抵大理城，乃克之。不久忽必烈北返，留兀良合台继续平定云南各地。[31]忽必烈返回西北，也是沿来时路线以行。[32]
忽必烈征大理，复开了宋代的北至大雪山道。当时今川东仍为宋朝所有，今贵州、广西一带是蒙古与南宋对峙的战场。因此，恢复云南至上述地区的旧道尚无可能。而北至大雪山道已为征讨云南的蒙古军所熟知，走此道又可避开战场，经西北通达上都亦较有利。在较长的时间，北至大雪山道是云南联系上都与内地的主要通道。宪宗四年()，蒙元在丽江立茶罕章管民官，以土官麦良任其职。至元七年（）元立察罕章、小当当驿站，至元八年立丽江宣慰司，[33]以加强对置站地区的管理。
忽必烈平定大理后，使臣、行人至云南多途经北至大雪山道。在蒙古军破大理国的次年，善阐人李姓法师经吐蕃赴内地求学，留居25年方归云南。[34]宪宗八年（），安南国王“纳款”，驻守大理的蒙古宗王不花令讷剌丁“乘传入奏”。[35]中统二年()，居今德宏地区的金齿蛮十人，经北至大雪山道赴上都开平觐见。[36]同年，兵部郎中刘芳出使大理，至吐蕃遇害。世祖命恤其家。[37]至元六年（），张廷珍被任命为安南国达鲁花赤，他“由吐蕃、大理诸蛮至于安南”。[38]
成都和成都以西的地区也为蒙元所较早据有。宪宗七年（），蒙古军于成都立署，以刘黑马“管领新旧军民大小诸务”。宪宗八年，蒙古军攻占雅州(今四川雅安)，至元二年（），授雅州碉门安抚使高保四虎符。至元九年，元于吐蕃西川界立宁河驿站(在今甘肃和政)。[39]使臣行者由大理经丽江、晏当(大当当)或小当当过吐蕃地区，会于长河西口，再经碉门、雅州至成都，向北经忒剌和宁河站可抵上都。通常认为北至大雪山道的路线，起自大理止于吐蕃，元代设置的上述驿道，是对唐代旧道的进一步拓展。
蒙元重视对北至大雪山驿道的管理。至元八年（），元朝“遣兀都蛮率蒙古军镇西方当当”。[40]至元二十三年，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纳速剌丁奏请数事，第三条是“罢丹当站赋民金为饮食之费”，诏议行之。[41]至元三十年，世祖诏云南旦当仍属西番宣慰司。[42]当当(旦当)地处僻地，地瘠人稀，而蒙元对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