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志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作者吕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级硕士生
文章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注释从略。
摘要：昆虫局是民国时期由政府和民间协力创建的昆虫学和农业害虫防治的研究机构，是农业虫害加剧的产物。虫害的加剧与农作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商品化的连片大面积栽种有关。农民普遍贫困并小型化,无力应对新问题，防虫手段落后。年昆虫局首先诞生于江苏省，其后扩展至浙、赣、湘、冀、粤等省，又有豫、川、康、鲁等省酝酿成立，昆虫局的科研人员大多是具有昆虫学、农学教育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昆虫局成立后调查农业虫害的情况，大力引进农药防治等西式防治方法，同时挖掘利用中国传统中药防治法，积极探索物理的、生物的防治方法，在灭虫的同时还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各昆虫局采用各种通俗易懂的方法和手段向农民宣传科学防虫知识，扩大了新式防虫队伍。昆虫局的工作有成效，江苏、浙江等省的虫害程度有所下降。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外部护佑，至30年代中期各昆虫局就纷纷谢世了。
关键词：昆虫局；农业虫害；防治虫害
昆虫局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民国时期由政府和民间协力创建的昆虫研究机构，主要工作是研究和防治农业虫害。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农业虫害防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昆虫局的情况，目前学术界的专门研究很少，只是某些学术著作在论述相关问题时间或有所涉及。中国农业博物馆所著《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涉及了苏、浙两省昆虫局的简单情况，兼及其他省昆虫局。赵艳萍的《民国时期的蝗灾与社会应对》、郭文韬《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张芳《中国农业科技史》提及了苏、浙两省昆虫局的基本情况。研究论文中，目前仅见专门研究江苏昆虫局的论文两篇：陈保安的《江苏昆虫局与农业病虫害防治研究》以及杨红运的《民国时期江苏省昆虫局考察》。此外，胡宗刚根据胡先驌先生遗存手稿整理的《近世中国农业研究机构概况》，章楷的《近代我国作物虫害防治事业述略》以及周海华的《江西近代农业建设兴衰》都涉及了一些昆虫局活动，但均不过数语而已，还主要集中在苏、浙两省，其余各省昆虫局的情况基本没有研究。截至目前，昆虫局的总体情况不甚了了，有些论著、论文的叙述甚至存在偏差与错漏。
一
农作方式的改变与
农业虫害的频发
民国时期是中国农业虫害高发甚至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时期，不但虫害出现频次加密、为害程度加深，而且各种农作物害虫都出现了。
以为害最严重、最普遍的蝗灾为例。据《明史·五行志》记载，明代共发生严重蝗灾50次，平均约五年一次。又据《清史稿·灾异志》记载，清代共发生严重蝗灾94次，平均三年一次。但民国期间余县次有蝗害记录，几乎年年有蝗，平均每年55个县有蝗虫发生。可以看出，到民国时期，蝗灾的发生频率明显加快了，为害程度也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年，冀、豫、鲁、苏等省蝗灾严重，河南“洛阳县自去冬及春，缺乏雨泽，……至五六月间，蝗蝻大起，蚕食一空，重以亢旱，竟至赤地千里。……东南两乡，略有水田，而蝗复大至，谷子高粱等禾，皆食叶余杆，不能成食。”继之，年蝗灾又异常严重，蝗患遍及苏、皖、鲁、冀、豫、湘、浙、晋、陕等省，全国因蝗虫灾害损害作物面积达6,，亩，损失银钱数达14,,元。
再看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害虫———螟虫，大多分布在主要农作物为水稻的南方各省，仅以湖南为例，“民国十八年为最烈，轻者收成减半，重者颗粒全无，最近民国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年亦甚猖獗，仅邵阳一县，全县一百三十余万亩稻田，有七十余万亩受螟虫之害，合计全县每年损失谷量百四十余万石”。年湖南省农业改进所的调查表明，“因螟虫危害减产稻谷收量百分之三十八”。
近代以来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为害经济作物的虫害也呈频发的趋势。如为害烟草的烟虫，到20世纪30、40年代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河南的烟虫……，以烟青虫、蚜虫、蝼蛄、地老虎、金针虫，为害最烈，金龟子、象鼻虫、叶跳虫、椿象等亦有发现，总计不下二十余种。”日寇侵华后，为了经济掠夺的需要，也在产烟区做过广泛的调查，调查表明华北的烟草害虫计有12种（类），山东烟草生长期的害虫则多达57种。从烟虫的发生频率和密度看，一年之中“一亩烟田须捉虫二十七次”。烟草一般谷雨时节下种，白露收获完毕，生长期天左右，按捉虫27次算，平均每个月需捉虫６次以上，可见其发生频率之高、密度之大。
除上述蝗虫、螟虫和烟虫外，其他多发、易发和普发的各种农业害虫——棉虫、麦虫等也呈现频发加速的趋势，并造成了严重的农业生产损失，仅在年，全国受棉花害虫金刚钻虫危害损失就达四千万元，同年棉业又受红铃虫损失达五千万元。“统计全国生产所受虫害之损失每年当在三十万万元以上。”
为什么农业虫害会在近代呈加快、加深的态势？有学者认为与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变暖有关，外加战乱频仍和军事活动频繁、耕作方式粗放、旱灾频发、政府和民间消极治虫乃至不治虫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上述分析并不错，但并不能解释近代特别是民国以来虫灾加剧的特有原因，因为上述大多数因素在中国历史上都曾经长期存在过，为什么同样的条件下，近代的虫灾却加剧了？
观察历史上的农业和近代农业，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农作方式的变化，即商品化连片种植的出现。古代中国的农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各村落、各农户根据各自的需要进行生产，并没有统一的市场导向，也形不成商品化连片生产。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农产品生产逐渐商品化了。例如棉花的商品化生产，虽然战前就已出现，但鸦片战争后加快了发展步伐，进入民国后，在出口导向的推动下，种植面积更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高，到日寇全面侵华前夕的年，全国棉田已达万亩，皮棉产量达到万担，主要集中在苏、浙、皖、赣、鄂、冀、鲁、豫、晋、陕等十省，呈现了集中化种植的趋势。南方植棉大省江苏共有棉田万亩，占了上述十省棉田面积的28.2％，产量万余担，占29.3％。江苏本省内，又主要集中在上海周围和沪宁、沪杭沿线地区，棉产量占了全省产量的70％。北方地区主要集中在京汉、正太、陇海、胶济、津浦等铁路沿线。在河南陕县，棉花种植“倍于五谷”，在孟县则出现了棉花专业区，新乡地区的棉花种植也快速扩张，形成了新乡－郑州铁路沿线的棉花种植区。河北则达到了一顷地之一半种棉的程度。
再如烟草种植，虽然早在明末已经开始，但是大面积广泛种植是在卷烟工业兴起后、伴随着美种烟草的引种而扩张起来。至20世纪30年代，山东、河南两省的美烟种植面积已逾70万亩。到日寇侵华前，鲁豫皖三个烟草主产区的烟草种植面积常年达万亩，产量近10万吨。上述三省的烟草种植都呈现了高度的集中性，人们在最适宜种烟的地区集中连片栽种了大量烟草。在山东，仅安邱、潍县、寿光、益都、临淄、临朐、章丘等七个县的烟叶种植面积就高达40余万亩，占了山东烟草种植面积的90％以上，占到其耕地总面积的将近５％。在河南，美烟的种植主要集中在许昌周围的十几个县，据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统计，许昌的烟草种植每年都在万亩以上，占耕地总量的25％以上。
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排挤了本地粮食作物的生产，粮食引进的需求又促使粮食作物的生产不断朝商品化方向发展。根据年的调查，在山东，被花生排挤的作物为小麦和大豆；在直隶、河南是高粱和小米；在两湖是稻米和红薯。当一个地区经济、园艺作物的种植面积超过耕地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时，就会出现地区性缺粮，所占比重越高，缺粮越严重。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增加也造成了商品粮需求的增加。缺粮局面的出现，刺激了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以长江流域各省为主要产地的稻米是华南和华中的主要粮食。据直隶实业杂志最近刊载，中国稻米总产量为，，担。所有产米省区，只有湖南、安徽和江西有余米输出，这三省输往中国其他地区的余米估计每年有五百万至一千万担。”“中国每一省都产小麦，但是主要产地则为满洲、山西、河南与四川。满洲是把小麦当作商品作物种植的，并且把它输出到西伯利亚和日本；山西出产有大量上等品级的小麦，输出到邻省甘肃和陕西；河南和四川在原先种植鸦片的土地上种植小麦。上海面粉厂主要是从附近江浙两省取得小麦供应。”
无论粮食生产还是经济作物种植都商品化了，呈现大面积连片种植的态势。正是农作方式的这种改变带来了新的灾难，给虫害的爆发提供了条件。其实，自然界原本并无害虫，各种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和谐共处的关系，他们相辅相成，相克相生。只有当平衡状态打破，形成只有利于某一种生物生存的条件时，才会带来特定生物的大量增长，从而发生人类所称的灾害。在农业生产中，如果长时期成片单一种植某种作物，就会破坏植物群落的多样性，使生物间的食物链断裂，造成某种生物的天敌减少，带来特定生物的大量繁殖，从而引发或轻或重的生态问题。
所谓适宜于害虫生长的环境，首先与食物有关，即食物的丰盈导致害虫有了大量繁殖的条件。以蝗虫为例，民国时期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蝗虫食料，本甚广泛，玉黍，高粱，稻类，麦类，甘蔗，杨柳，麻，蔬菜，以至果木花卉，几无不食。但若以诸种食物陈列于前，则亦有选择。反之，诸种食料缺乏时，则虽树皮枯木之属，亦不辞尝试，桥梁屋宇，亦啮食无遗。”“华北农事实验场调查飞蝗嗜好的作物，程度排序如下：上：玉米、水稻、粟、陆稻、黍、高粱、大麦、小麦、苇。中：马铃薯、大豆、烟草。下：棉、蔬菜、大麻、青麻、绿豆、豌豆、芝麻、芋、桑、甘藷。”也就是说，虽然蝗虫的食物种类十分广泛，但是其喜好程度并不一样，喜好程度最高的是禾本类植物，特别是禾本类农作物。如果其喜好程度不同的植物同生一处，则宁可只食其最喜好的植物而弃其他植物于不顾。年江南蝗灾，“江南受害之区，玉米与高粱同植一田，往往有玉米自顶迄根，尽为所食，而高粱孑然独存者”，由此可见其食性偏向之强烈。所以，蝗虫只在其最喜好的食物得不到的时候才退而求其次，即蝗虫啮食多种植物其实是食源不足的表现。而蝗虫最喜食的禾本类植物———玉米、水稻、粟、麦等恰恰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种植这些作物的目的是自我需要，一般不面向市场，也就不会形成大面积连片栽种，蝗虫的食物来源就不是特别充足。近代以来，随着粮食作物商品化，农民对于市场需要量大、能满足家庭经济需要的农作物趋之若鹜，对于盈利大的作物更是纷起效仿，大量种植，形成了大面积栽种某种农作物的局面。而粮食作物的大面积种植无疑满足了蝗虫的偏食嗜好，给蝗虫的生长发育提供了丰富的食源，成为了蝗灾频发乃至巨发的重要诱因之一。其余烟虫、螟虫、棉虫等等害虫的大量爆发自然也与与烟草、水稻、棉花的商品化生产、普遍种植和大面积连片种植有关。
尽管近代特别是民国以来虫害日趋严重，但农民依旧沿袭固有的治虫方法，因而防治效果很差。为什么会这样？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无论社会条件的局限还是自身条件的局限都使得农民难以走出旧的模式。
从社会条件看，如果土地等生产资料充裕，完全可以通过套种、轮耕或者休耕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虫害。因为害虫之为害虫，是以特定植物为觅食对象的，失去觅食对象则难以存活。如果通过套种、轮耕而减少或者变换了作物种类，实际上就是使害虫减少或者失去了食物来源。以烟虫为例，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小麦、甘薯、高粱等作物与烟草套种对于烟田虫害的发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如果套种再配合轮耕防虫效果会更好，因为仅仅套种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有些烟虫是多食性昆虫，比如分布甚广、俗称腻虫的烟蚜就是既以烟草为食，又可以小麦、棉花、蔬菜等为食，甚至可以观赏花草为食。因此，烟麦套种并不能完全破坏蚜虫的食物来源。烟蚜和烟青虫等为害最重的烟草昆虫还是典型的越冬昆虫，冬季来临时他们一般以蛹或卵的形态藏入地下躲避严寒，待春暖花开再苏醒繁殖。但如果冬季种麦的话，土地无法得到深耕，也就不能真正使这些昆虫受到致命打击。所以，套种必须和轮作甚至休耕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绝大部分是小农，占有的土地极少。从全国的情况看，占农村总人口52.37％的贫雇农，仅占有14.28％的耕地，平均每户占有耕地3.55亩；占人口33.13％的中农占有30.94％的耕地，平均每户占有耕地15.12亩，二者相加，占农村中人口80％以上的农户，仅占有46.22％的耕地，平均每户占有耕地不足10亩。这样细小的农民经济根本无法做到全面规划农业生产，至于科学种田等问题更是无暇考虑。加之经济衰败，农民普遍贫困，必须紧紧抓住能够糊口的途径以谋生。如果某种作物例如烟草收入稍微多一点，必然年复一年的种下去，从而导致虫害越来越严重。
从农民自身条件看，由于绝大多数农民无法读书上学，文化素质极其低下，导致他们难以理解和接受现代科学，防虫手段就依然停留在中古状态。治虫“全凭其经验”，主要靠“人海战术”的手工捉虫。至于肉眼较难分辨的稻虫如二化螟、三化螟，棉虫如金刚钻、造桥虫等，则是束手无策。文化水平的低下又导致迷信盛行，在虫害发生后不是积极寻求对策，而是求神拜佛，祈祷上苍，期望神灵显圣护佑。彼时全国各地都有各自的蝗神崇拜，尤其是江南一带对刘猛将军祭拜风俗最为突出。年，江苏江浦县境内的龙王庙一带“发生大批蝗虫”，“惟地方农民迷信过深，但知供奉一刘猛将军神位，希图免灾避祸，对于县中禁令及捕蝗条文，置之不理。前县派公安队捕蝗，竟遭若辈殴打辱骂”，最终贻误了灭蝗时机。
上述情况表明，旧的一套特别是旧的防虫方式已经无法应付新的局面了。
二
昆虫局的产生与扩展
农作方式改变引发的农业虫害新态势，必然呼唤新的防虫治虫途径，昆虫局的出现就是这种社会需求的产物。
最早建立的是江苏昆虫局。江苏气候温暖多雨，极利于虫害滋生。年，南汇、奉贤等县遭遇造桥虫侵袭，本应每亩产籽棉百斤左右，降到了只有二三十斤，减产达70％－80％左右，损失极其严重，给社会经济和农民生活都带来严重影响。次年，造桥虫卷土重来，为害更加猖獗。为了保证棉产，上海江苏等社会各方急起抗击，县政府和县农会鼓励农民捕杀，并给价收购。出洋留学专学农学的上海纺织大王穆藕初亦捐资助东南大学农科学者前往盐垦区调查研究，帮助盐垦公司灭杀虫害；还捐资助东南大学农科派员前往灾区调查研究，协助棉农防治虫害。在棉虫猖獗的同时，稻虫等其他农作物害虫亦非常严重，截止年，“苏省农业所受虫害，每年损失，不下万万元，前年稻受螟害损失至一千万元，去年棉受虫害较螟害禾稼尤甚，即如南汇、奉贤两县，据东南大学教授张君巨伯调查，损失在二百万元以上，又如通泰各垦牧公司举公司之报告，损失亦不下二百万元。”
在对抗虫害的过程中，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首先动议设立专事防治研究各类虫害的机构，很快就得到了江苏省当局和上海银团的呼应。但这样一个机构究竟应当怎么命名曾经大费周章，是叫害虫防治所还是叫昆虫局，不同学者有不同主张。最终，确定取名昆虫局，“彼医家者，固负治病之责，但提倡卫生，指导卫生之道，乃其唯一之职志，所以积习保重身体，使病无由而生，此世人所共知；治虫犹治病也，明了医家之道，则昆虫局之名称，不应改害虫防治所，其理至明，以其责任与事业，不仅防治害虫已也。”这个名称的确定表明，昆虫局的任务不但包括消灭农业虫害，还要探索利用有益昆虫抑制害虫的办法，并教会农民利用益虫设法增产，意欲一方面减轻农民防虫的负担，另一方面则要探索中国的生物防治之路。
年1月1日，江苏省昆虫局正式成立。聘请世界著名昆虫专家、美国加州农科大学昆虫学主任、教授吴伟士博士（Dr．C.Ｗ.Woodworth）担任局长兼主任技师，以留美康奈尔农科大学农学博士胡经甫及留美俄亥俄农科大学农学硕士、东南大学昆虫学主任教授张巨伯为副技师，担负全省及各垦牧公司虫害问题之责。局址设在东南大学农科。其后，组织机构几经变动，但仍着眼于研究与防治虫害的实际需要，局内始终保持有蝗虫股、稻虫股、标本股等部门。年，江苏省建设厅任命张巨伯为江苏省昆虫局改组主任，并通过了省昆虫局组织条例及预算案，规定每年经常经费为元，“内部计分蝗虫、稻虫、棉虫、蚊虫、制造及标本六股”。年，改由江苏省政府与前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合办。全局常年经费两万元，省政府于国家捕蝗经费项下指拨1万元，银团拨付1万元，下设棉虫、稻虫等股，又设治蝗、稻虫、棉虫等研究所，其中稻虫治螟研究所设于无锡周泾巷，治蝗研究所设于灌云，主持研究工作。分设治蝗所于徐州、清江浦、灌云、阜宁等地，主持推广工作，在遇蝗患之时按昆虫局命令开展治蝗工作。
江苏省昆虫局设立后，农业虫害严重的省份纷起效仿。最先踵其后的是浙江省昆虫局。年，浙江省昆虫局成立，局址设在嘉兴天宁寺街。初时全局仅工作人员七人，工作能力有限，仅
